因为此时的日本正处在自中国唐末时开始的闭关锁国之中。日本国在延喜年间颁布的律令（《延喜式》）中规定了严禁官员、国民出海，严禁公卿大臣未经政府定价私自抢购“唐货”和严格限制唐商来日次数的“定年纪”等三大禁令。
到了如今的平安时代晚期，日本国内的各种律令都不同程度废弛了，但是日本的朝廷仍然回避和大宋、高丽国的正式外交。发生在高丽文宗和宋神宗时代的“请医事件”就是日本国外交的一个缩影。
当时高丽文宗中风后半身不遂，因为听说日本国有可以医治的神医，就让礼宾省移牒日本太宰府请医。这么点屁事儿，日本朝廷居然多次召开太政官阵定都不能决定，最后还要左大臣藤原师实的先父来“托梦”拒绝派遣。
而拒绝的理由居然是高丽人的省牒中用了“当省伏奉圣旨”的言语——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本省奉了咱家大王的旨意。在脑筋不大正常的日本朝廷看来，这个高丽国大王的旨意不能用圣旨啊，用了圣旨不是要和日本天皇平起平坐了？所以这个是高丽国“牒状违例”，冒犯了大日本天朝的威严。
这整个一场闹剧，都和日后的大清国外交有的一比了。
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大宋卡在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