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他俩在重庆的空天梯事故中遇难了。”
“可能你们搞错了吧。”魏司令说，“我刚刚去巴黎时还见过他们。”
“真的吗？我和蜜儿还一直以为他俩牺牲了呢。”我说，“那我俩在重庆急救中心看到的并不是他们。”
“他俩也和我讲起你们那次的合作，还说盼望着和你们再次合作呢。”
“那我们回巴黎以后一定去找他们。”蜜儿说。
“魏司令，你也是华人吗？”
“对。我的老祖宗家就在重庆。就是说重庆是我的祖籍。”
“啊，那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我说。
“但我出生地在新西兰，实际上我还没有去过中国。更没有去过重庆。”
“那司令的祖上是华侨了。”我问。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因为我的祖先是五百年前到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和一个新西兰姑娘结了婚，就在澳洲定居了下来。”
“对，我知道那个年代曾经有一股留*，当年除了美国，就是到澳大利亚。而且许多留学生都在澳洲留了下来。”
“那是一个中国最开放的年代。”
“司令还不知道，宇英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蜜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