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经济的变化之一。
租佃关系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于水西安氏所辖地区，在“勾”政权体制下，鉴于土目的权势，佃户绝不敢霸占田土，抵赖租粮——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彝制崩溃后，文契的必要性逐渐被认识到。
在水西地区，土目与佃户间的租佃契约可能出现得比较早，也较为普遍，并且彝族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字传统，结果产生了许多彝文契约，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并译成汉文，兹抄录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约是真的，写这个约给老五。
老五用十七两银给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这段田，是一辈子的好处。
如果不犯事，子孙万代永远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
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谷，另外的租子四大斗。
乾隆三十年乙酉腊月十四写。
可见，这份契约所反映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简单，有的文契则直接规定佃户必须上“人租”或“随唤随到”，服无偿劳役。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承佃人没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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