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以待之。”也就是将后金和毛文龙共同作为朝鲜的防备对象。
仁祖继位后，标榜亲明排金，故中止了光海君时期对后金的国书往来，表示要和明朝“协力讨虏”，以后金为假想敌来强化军备，甚至仁祖表示要“亲征”后金。
不过，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仁祖政权没有勇气与实力去招惹后金，所以实际上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刺激后金的政策。
一个代表性事例是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要派人去咸镜道巡边，朝鲜君臣生怕其挑衅后金而惹祸，不仅仁祖亲自劝阻，备边司也拟定了回避策略，以备毛文龙征朝鲜兵的情况。
仁祖朝延续并深化了光海君时代的对日和解政策，但因丙子胡乱的爆发而产生波折。
就在仁祖反正那一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朝鲜称“关白”）德川家光袭职，负责日朝外交的对马岛于同年冬派源智次出使釜山，祝贺仁祖即位，并将德川家光袭职之事通报朝鲜，希望派遣通信使以维护德川家光的地位。
朝鲜爆发李适之乱，李适军中的“降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因此在仁祖逃亡途中，朝臣李廷龟和吴允谦主张借兵日本，仁祖病急乱投医，竟一度同意，特赦有罪之臣李景稷并派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