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
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到了明末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在这一全面的制度性腐败的作用下，明朝的官场何谈清廉？
统治机器怎能不缓慢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如此旱涝保收的丰厚收入，又怎么不可能吸引一批批有志举子前赴后继呢？
“所以说啊，韦公子，你得了探花郎，又如此年轻，老老实实的在京中缩着头，等个五年十年，然后争取弄个富庶之地的知府干干，凭着你韦大人的财富，不要几年就能步步高升，重返京城，到时候，可就不是一般人了啊。前途无量啊，韦大人。”李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