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确实是对滞销商货贱则少增价，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但是王安石疏忽了市易务的运作、储存、保管成本，并且请的是牙人与行人议价，所谓的行人便是商人，这些都是“逐利而行”的群体，给一些好处，会如何做，迅速就变成了高买低卖。为了盈利，渐渐朝廷也默许了强买强卖，强买不仅李阔海的新油，刘昌郝家的甜瓜，“但是一二顶头巾，十数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类，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
包括刘昌郝在京城买东西，有时买得多，在出城门时也被盘问过两次。
至于每次采购的原材料，也必须持各家店铺的契据，才能出城门，不要以为是大宗商货会照顾，之所以让出城门，乃是因为大宗商货逃不掉，无论出那道城门，都会遇到各个场务。
由场务对你们的商货进行甄别征税。
最可笑的是，敛到这份上，别的不提，仅是市易本一千两百万贯的利息，一年最少便能获益两百四十万贯，结果是行之十五年，仅是维持了保本。钱呢，一是各种成本，不仅是储存成本，设置大量官吏，也要付出管理与监督费用，至于余下的……一群由牙人与行人构成的机构，还想清廉？一起贪墨掉了。
“商业环境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