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骄傲！”
这个日耳曼传教士的声音里充满了虔诚与牺牲，也带着无限的圣洁与光辉，毕方济知道自己不能拒绝邓玉函的意愿。
毕竟与邓玉函一起启程赴华的西方传教士有二十二位之多，但是跟着他一起活着抵达中国的传教士却只有八位而已，让邓玉函郁郁寡欢的不仅仅是这次远航给他带来的疾病，而是即使付出了如此惊人的牺牲，他仍然不能在中国传播主的辉煌与文明的智慧。
由于南京教案的影响，邓玉函并不能在中国自由传播文明的光辉，甚至连金尼阁用莫大热情运来的七千部西书大部分都只能留在澳门不能发挥用处，让邓玉函觉得自己万分愧对那些一起渡海来华而死于途中的教友。
因此毕方济不得不提醒邓玉函：“那位柳鹏柳总兵是一位集睿智、狡猾、阴险、勇敢、固执、残忍于一体的异教徒！”
只是邓玉函却是微笑道：“毕方济阁下，您在是说萨拉丁吗？还是说阿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