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农民种烟。
军阀控制区下的四川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距重庆约三英里的个小村，居民仅百二十五家，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任何人家，客到必摆灯盘，以烟敬客。在这时期，四川军阀不断恶战，为筹措军饷，竟对鸦片实行专卖或设局抽税，以获取更大利益。卖鸦片烟土要交“泥捐”，开鸦片烟馆的要按盏红灯每月4元交“灯捐”，开妓院要交“花捐”，还有乱七糟的杂捐……达到“而今只剩屁无捐”的地步。最可笑的是，政府边鼓励生产鸦片，对不种植婴粟的农民强征“懒捐”，又收“泥捐”准许鸦片自由买卖，还收“灯捐”“许吸捐”“瘾民捐”公开允许烟民吸毒，却又扯起“禁毒”大旗，在民间强征“禁烟特捐”，真是“既当裱子，又立牌坊”，机关算尽，两头捞钱。种种捐税的设立，为鸦片的种运售吸批上了合法的外衣。
当时的四川在全国是产烟最多烟土市场最大吸毒者最众的个省份。除了勒种罂粟公卖鸦片等外，武装护商包运烟土和贩运烟土是军阀从鸦片烟中寻找财源的又有效途径。由于当时战事繁多，土匪横行，烟土产地又较偏僻，烟商投入巨资贩运烟土，生怕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