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对商毅的实质性作用比正统文士要大得多，因为现在商毅的部下中，己经有了不少正统文士，如王夫之、李岩、周士奇、孟宏恭等，而吏员出身的文士，还真沒有一个。
商毅知道，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权力实际就是掌握在这些低层的吏员的手里，所谓“耗粮堆尖、倒腾抽换”等这些坑民手段往往都是吏员搞出来的，而地方官员对这些事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一来是积弊太深，拔出萝卜带出泥，弄不好还会把自己搭进去，实在不划算，二来地方行政事务也确实不离开他们，因此清濂一点的官员最多是不收他们孝敬，如果是贪官还会和他们同流合污、蝇营狗苟，上下串通。
整个大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也只有一个海瑞敢对吏员下重手。这位爷在当知县的时候，就干过一个人把师爷、刑名，钱粮、三班六衙的差事全包了的事情，弄得其他吏员一点也没脾气。其他官员没有海瑞这么牛气，因此也就只能听之任之。
而像李松晨这样的幕僚在吏员属于较高的层次，他们的身份也决定了行事不会有官员那么多顾忌，许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官员都会交给他们去做。因此在一方面都他们读过圣贤书，有相当的知识，了解官场的潜规则，而另一方面又熟悉基层的事务，知道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