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家们的研究很严谨，对史料的考证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也使研究的结论十分可信，单以关中为例，先秦时代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在秦统一六国后，关中涌入大量人口，垦地面积增加，加上始皇帝修建宫殿陵寝，大量砍伐树木，造成黄土地泥土开始流入河中；至西汉时期，天下大治，又有大量林区变成农耕区；再至大唐，国力强大为历朝之盛，都城规模也是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而言，除了在邻近州县的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采办，秦岭和终南山的风水都破坏不少，道门和佛门对此意见很大，所以才有易道交流会上联合发难“垦田伐林有妨水土”之事。
而翰林苑的天策书院的易学家们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对大唐的国策影响颇为深远，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宗先后颁下《河域植树诏》《山林限伐诏》，下令木材商人采伐树木必须取得当地河道衙门开出的伐木许可令，并对大宗伐木开征伐木税，偷伐林木者重处，甚至死刑。而这个限伐诏令，又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比如造成了砖石建筑材料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民间制砖业和采石业的大发展；又比如，造成了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又比如，促成了取代木柴——这是林木消耗的最大宗——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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