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的东林党给出的主意是加征，搞了一个三饷出来，万历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它杂项银两。
崇祯四年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涨了三分之一，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总数两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土。
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是崇祯十二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从这个征税轨迹上就看得出来，崇祯当政时期的加饷全都来自老百姓的田地，说白了就是使劲的向老百姓的田地要钱。
可是明末天灾频繁，老百姓哪里来的钱？要知道这些钱都是来自自耕农的，人家当官的士绅是不纳粮的。自耕农破产，天灾没饭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流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造反都出奇了，也就出现了剿不胜剿越剿越多的情况。
同时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