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成为一句“格物致知”的口头禅。
文人知道格物致知，但却不知道它存在于世间的各个角落，人们只知四时交替，却不知为何会有春夏秋冬，人们知道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却不知为何会有如此变化。
如此一来“格物致知”岂不可笑？
但这一切到了大宋，到了赵祯统治的时代却不一样了，格物被彻底的划分出来，被明确的列为一个科目，与儒家经典的地位不相上下，赵祯甚甚至在不断的努力，让它超越儒家经典的存在。
为何？
因为格物在不断的变化，在变化中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好处，这些是能用肉眼看见的东西。
还有别的问题吗？
当然有，赵祯两世为人发现了另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同！
儒家经典对人的要求往往是守礼，上下尊卑分的明明白白，西汉的董仲舒以一人之力把华夏按在一个框架之中数千年，三纲五常便成为了华夏甚至是周边王朝的志高准则。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一出，人们便在框架中不断的打转，并非是这三纲不好，而是它的约束性太强。
规矩被人视作比性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