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军户、匠户和商户制度，到明中后期几乎崩坏，这也是明中后期文人全面压倒各层阶级，扰乱朝政，同皇帝争夺权利，甚至不顾天下安危以一己私利致使国家大坏的主要原因。
崇祯皇帝死前曾经感叹过“朕非亡国之君，臣均亡国之臣”，还咬牙切齿咒骂满朝官员皆是可杀之人。这虽然是有着崇祯性格上的弱点，刚愎自用又无担当，做事只顾眼前利益而无大局所至，但他所说的几句话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道理的。
四民之论，导致阶级对立，更形成了文人一家独大的场面。这点，朱怡成心中是一清二楚。早在宁波时，朱怡成就刻意扶持军中势力和商人，以模糊四民之论，逐步提高军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因为势力不大，地盘还小，投靠朱怡成的文人也少，他这样做倒也没什么阻力，可当拿下浙江和南京后，随着大明正式重复，这天下看好朱怡成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科举一开，本就拥有科举优势的文人逐渐开始占了上风。
虽说无论是廖焕之还是邬思 道，他们这些文臣高官既是读书人，同样也是明白朱怡成所想的老人，对于朱怡成平衡四民的策略一向不反对，但同时作为文人出身的他们，从立场而言却又不免会在有些时候倾向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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