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想则强调以效能作为政治原则和政治目的，是“霸道”。
然而历史证明，仅仅以“王道”或仅仅用“霸道”，皆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目的。“王道”重德，关心民意；“霸道”重功，关心权位。但两者都有益于国家治理，故而自汉朝以降，形成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王道”和“霸道”须并用，奠定了中國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儒家为“义”，法家为“利”，故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这便是本质上的“内圣外王”！
在某一程度上，儒家並沒有看上去那麼保守，而且極為開放、兼容并蓄。它意识到自身的缺陷，立即便予以吸纳补充，所谓的法家现在只是一个称谓而已，早已被儒家兼并吸纳，合二为一。
那么，儒家是否会意识到自身对于专业知识方面的缺陷，从而吸纳自然科学呢？
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决定不了。
无论是孔颖达也好颜师古也罢，这些当世大儒都不可能代表儒家下达行或者不行的决定，这需要时间去检验，若是有利于儒家，谁反对也不行，它会潜移默化的将之吸收兼并；若是利益冲突，那么谁说行也没用，它会天然的排斥……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