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5，“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但是，其实杨鹤也在这封书信里和周暨提到了自己的难处。
招抚容易，善后难，既然百姓已经走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那就是已经走投无路，招抚就应该给予他们活路，但是，放眼督抚治下，哪里还有给他们活路的东西？赈济就别想了，就连杨鹤上报的减免积欠，减免今年赋税的建议，都被那些重新掌权的清流串掇着皇帝驳回，理由竟然可笑——既然我们恩典了他们既往不咎，那他们就应该结草衔环的回报圣上洪恩，食土刨肉才显赤诚，因此更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