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庚戌之变”。
《明史》记载：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汝夔坐诛。大学士严嵩乃请振刷以图善后。
怎么“振刷”和“善后”呢？
因为原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严嵩推出来做了替罪羊被坐诛，此时暂摄兵部的吏部侍郎王邦瑞就进言了，说：“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彼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常有意振饬。然将领恶其害己，阴谋阻挠，军士又习于骄惰，竞倡流言，事复中止，酿害至今。乞大振乾纲，遣官精核。”
这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武臣勋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但嘉靖帝被这次事情搞得又惊又怒，闻言觉得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