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改动。譬如说，高拱对吏治的改革，无论是四侍郎制、强化官员考核、加大对举人的任用等等，在高务实看来都是治标，甚至治标都谈不上，只能说是修修补补。而高务实自己将来要动的，却是分步骤改动整个科举体系！
这两者之间的难度，根本不能以道理计，前者只要权力够就行，反对的力量不会太大，毕竟再怎么改，科举本质没变。后者就不同了，一个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
因为高务实绝不能容忍全国的精英只学“语文”一科——儒学当然不能说只是个“语文”，最起码还得加上哲学什么的，但从效果类比来说，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了。
全国官员都是哲学家？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可是那有什么鸟用？
高务实作为一个以红朝基层小官员身份穿越的人，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在党校学的是经济——说实话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配置”之一，所以他怎么可能认为只学儒家就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还不要说法律和经济这些偏宏观的学科了，更基础、更具体的数学难道不要搞？物理难道不要搞？甚至化学难道不要搞？
别说这些都得要搞起来，甚至连财会，高务实觉得都必须得搞——你瞧瞧大明这渣一样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