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经代之。
蔡经上任后，廉州知府张岳再上疏反对用兵。蔡经问张岳：“空言罢兵，无以塞明诏，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
张岳回答道：“欲降之，必令纳地，令贬号，且令匍伏诣阙，献国中图籍，听上处分，夫国体固不可亵也”，并称此“一檄之力足矣”。
此后毛伯温见张岳，岳“连数日语”，陈述其“罢毋征为完计”，伯温与蔡经被其说服，均认可了张岳的计划。于是，至莫登庸与张岳私下通使时，“岳用前言於经者要之”，登庸“初犹倔强”，岳“懼以祸，令早自为计，於是登庸惟命”。
而此后嘉靖十八年二月，莫方瀛所上降书，并未提出上述条件。大明廷议及嘉靖帝本人的意见，是要求地方督抚及领兵大员将安南实情勘验，如莫氏“有隐谋，则进兵以正朝廷之法”；如“其束身待命，果无他心”，则“朝廷待以不死”。
前线领兵的毛伯温等人，一面指挥大军向边境聚集“声威张甚”；一面遣王良辅等人正告莫登庸；“令毋求封，毋求贡，束身请罪，归地纳印，去王号，奉正朔，则大兵可止，而登庸可生矣”，并示以手书令其相信大明的诚意。
随后莫登庸纳降书，亲赴南关请罪。莫氏在呈上的《安南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