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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涉及高土奇。高士奇即上疏：“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康熙心中十分明白，对自己这位没有什么实权的近臣来说，无鸡焉能生蛋？无米岂可煮饭？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这类事情真是无稽之谈嘛，不过是耸人听闻罢了，但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因此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且谕令勿滋蔓。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时，解甲的高士奇仍为随从。但九月，左都御史郭琇又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在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下，高士奇等人不得不思考何去何从。实际上高士奇明白，郭琇之所以弹劾王，何，陈和自己等人，就是为了争权夺利，但在这个错纵复杂的环境下，再加上太子与大阿哥党的斗争日趋激烈，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啊，王充用三十年心血写成的《论衡》“累害第二”篇中指出的因嫉妒而生的毁谤，归纳为“三累”和“三害，”的，最终结论是“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