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要么他自己随便发个假的官方指令去强占交易场所。”说到底是役使投充的问题，而不是说旗人不能做生意。更重要的是，“令其贸易同于家人”一句，更说明包衣是可以代替主人前去贸易的，就更不要提主人本人了。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里有正黄旗满洲人武隆阿（瓜尔佳氏）在道光元年所上的《筹议八旗生计疏》。里面写道：“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官，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
可见，对于旗人经商务农，朝廷本身没有成文的禁令。但是在清代前期，由于身份和八旗制度的约束，使得旗人广泛“不务农工商贾”，并且“鄙夷商贾”。
总而言之，所谓旗人不能务农经商不过是洗地党洗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年代的旗人不去经商务农确实是常态。
因而，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八旗生计问题自康熙、雍正时业已出现，乾隆初更趋严重。康熙、雍正时曾先后赏赐银两数次，但不久即罄尽无余，于是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雍正二年始设教养兵，后改称养育兵，给予钱米。后来乾隆年间则是屡次扩大养育兵的兵额，并试图划给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