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样痛恨起来造反、破坏秩序的无产阶级的。
在这个年代，欧洲的知识分子，其绝大多数，从没有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他们鼓吹的平等和自由，是自己和旧贵族们之间的平等，或者是自己和资产者之间的平等，而绝不是自己和无产者们之间的平等——这一点将在之前和之后的无数事例中得到证明。
就连写了《基督山伯爵》的大仲马，在1848年他是塞纳-瓦兹省的圣曰耳曼-昂莱镇的国民自卫军的营长，二月革命时，他急不可待想要率领自己的部下去巴黎镇压**，以保卫王朝。
幸好他那些精乖的有产者手下们没有脑子发热听他的话，他们拒绝前去巴黎保卫那可怜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否则，这位可爱的作家，在那时候就得因为[***]和国罪被流放，就没机会摇身一变，出来参选共和国的议员了！
不过，这些部下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看不清形势、差点害死人的鲁莽，他们要求大仲马辞去职务，大仲马的参选之路也完全失败了，于是1848年之后，这位作家倒也只好继续给我们奉献诸多佳作，没法去沉迷于政治当中。
在1848年，这些知识分子们在国王被推翻之后，认为国家的头等大事首先是要扑灭那些起来造反的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