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裁判权，甚至还准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而后来，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援引其例，中国对基督教传教士完全打开了大门，因为这些条款，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再怎么胡作非为，清政府也无法直接管辖，只能跟该国领事商量解决办法）。
为了不让外国公使进京（这是极其正常的国际交往，但是在清国官员们看来却是完全的大逆不道无法想象），清国的官员们几乎竭尽了全力，答应了许许多多出让国家真正权益的条款，贻害无穷。
为了不让外国公使进京，他们为此要损失多少真正有意义的国家主权？因为这些条款，中国未来发生了多少教案？又因为和洋教的冲突，在之后六十年，又惹出了多大的祸端？
他们完全想不到，在这个时点上也完全不在乎。
在最后，已经得到了满意条件的德-拉萼尼对清国官员高调宣称自己暂不进京觐见了，而耆英的得力幕僚和助手黄彤恩还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下了“拉使（拉萼尼）之技穷矣”之语。
买椟还珠，莫过于此。
允许外国自由传教的后果，在短短几年后就被显露无疑了。
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已经衰退不堪，日暮途穷，连表面上天朝大国的遮羞布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