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民力来服役、建设攻势，却不能是绥德县本地人，因为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来安抚民众。当年范祥就因为这类事贬官的。在李参意识里，倘若过度的劳役坏了绥德要塞民心，那有事时候就更守不住。于是在咱们李参大相公角度，整个西北地区没谁是特别重要的，牺牲谁，保住谁，这两个问题在咱们和绥德军之间是切身利益，但在帅臣李参的眼里，只是取舍，是整体利益。”
“听起来似乎很复杂，我还是不知道你和李参相公对着干，你们谁是坏人。”穆桂英尴尬的道。
“都是也都不是。抚宁县无人权，甚至不被看做大宋行政区，这是现在西北的共识，只是高高在上的朝廷不了解、不愿意承认。无人权就要被欺负就要牺牲是肯定的，就像牛羊被人杀了吃掉那样正常。往前时候抚宁县事实上是充当着牛羊的角色，偏偏阴差阳错，皇帝派了我这个父母官来抚宁县，于是抚宁县的牛羊有了爹，有爹就有人疼。李参在牛逼他也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领导，所以在其位谋其政，作为父母官我要为治下大头百姓利益说话，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冲突所在。”
王雱最后总结道：“这是多方因素合力形成的共振。李参我不想去说他，但这事上‘家鞑子’是肯定有一些的，我会给他们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