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哪怕明明对“粮食危机”心有余悸，可捏着鼻子勒紧裤腰带，也还是放开了酿酒管制。虽说还是朝廷掌控“酒曲”，但各州县的酒类市场是极大丰富的，属于朝廷在盐铁糖绢煤之外的又一大财源。
即便只是照二十万边军，每人每年消耗十斤酒来计算，一年光边军消耗，就要两百万斤。
贞观十五年以来，长安好酒一斤要一贯，便宜的则是一斤二三十文，全国均价普遍维持在一斤一百文左右。
于是不难看出，如果朝廷能够放开了让边军消耗，保底十斤酒一年，这就是二十万贯进账。
毫无疑问账不是这么算的，只是这种趋势相当明显，有现实的供需存在，天然的市场放在那里，只是因为社会普遍道德价值观的制约，导致朝廷并不可能就肆无忌惮亲自下场破坏“传统”。
长溪县蔗农、渔民的一个小发现，它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
饶是曹老夫子跟老张说，“甜蔗酒”古已有之，然而前面几百年都没人推广，可见里面也是有相当多的困难。
比如说甘蔗要占用水资源，要占用土地资源，等等等等，只是恰好在贞观朝，因为某条工科狗的乱入，不说彻底解决了问题，但肯定是降低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