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武汉的根基，在于土地又不在于土地。张德使出各种手段，尽数剪除了地方大族的土地所有权，这一切，江夏王李道宗是眼睁睁地看着完成的，当时还把一个儿子过继到了李道兴的名下。
而武汉的耕地产出，又迥异于小农小地主，兴修的水利工程和新式的农耕技术，在武汉内部，张德在传达精神的时候，是直接用“农业革命”四个字来讲的。
那么，除了武汉，还有哪些地方愿意尝试和贯彻新技术，并且愿意掏钱投入到水利工程中去呢？
说出来有点扯淡，和华润系武汉系无关的官商集团中，只有窝在长安的太子李承乾，亲自下地带头，重新梳理了长安地区的农作方式。
其它地区根本没有这个意愿，甚至还有人带头破坏八牛犁，带头的人往往就是小农和小地主以及“寒门”。
对李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牢固，那自然是小农越多越好。当年“地多人少”还不觉得如何，二十年一晃，人口暴涨，李皇帝才后悔为了点小钱，把帝王事业给跑偏了。
可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呢？都说谋万世，谋个屁啊。
让李董进退两难的地方就在这里，要么得罪贞观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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