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同样也是如此，所谓的“三十税一”因为无法统计销售额，使得收数微薄，征税苦累无功。
这也带来了一个结果——实施“三十税一”的比例“重税抑商”的地方，很难收到税款，因为官府不可能统计出城中店铺的销售额，而逃税——这是商人的本能。
相比之下收市肆门摊税，依据行业、规模不等，征收税金反倒更为现实。尽管征收额度有限，且有税吏中饱私囊的机会，但却仍然可以收到一定数额的税款。只不过，在明朝市肆门摊税和交易税一样是常规税，前者的额度极低，而后者因为难以统计，所以极难征收。所以才有了宣德年间增加五倍市肆门摊税一事，目的也是为了获得税源。
只是市肆门摊税从店铺规模到行业，与二十一世纪一样，有太多的漏洞可寻，税吏皆以市肆门摊税中饱私囊，官员也以此贪墨，况且市肆门摊税本身就不高，于户部的税收中被列入“杂赋”。
真正大头的商税是什么？
是沿大运河以及内地重要关品设立的税关征求的关税——每年一百余万两关税。相比之下，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满清的“关税”才超过崇祯时期。
在得知这个答案之后，朱明忠自然失望至极，可再失望，也要想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