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提防着这些不可靠的“盟友”转变立场。但不同于受限于时代和身份，轻视民众作用的俾斯麦（第二帝国时代贵族的通病），身为这个世界里总体战和超限战的实践先驱者，亚尔夫海姆非常重视“民意”——不光是本国的，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民意。
当政客们需要的时候，民意是神 明的旨意；当他们不需要时，民意什么都不是；
古往今来，概莫例外。
不过任何政客——某位父爱如山的钢铁慈父除外——不管他是总统、元首、国王、皇帝，当主流民意与他们的意志相悖时，无论多么不情愿，他们也只能一步步引导民意转向，任何试图一次性解决的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涉及将国民感情和政府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试图逆狂热民粹浪潮而行的人最终下场都不太美好，伟大的苏格拉底正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更何况亚尔夫海姆利用信息爆炸时代的超前宣传技术展开舆论导向作战，对广大民众进行情报操作时，以当前各国政府对基层的掌控能力和远远落后于亚尔夫海姆的宣传导向手段，他们根本无力扭转狂躁的民众。最终只能被各自躁动的民意所裹挟，心不甘情不愿的顺着大众意识洪流前进，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一点点脱离自己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