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知识份子都是最为关心政治的群体，尽管文人总是免不了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毫无疑问，他们比普通民众更关心政治，在政治诉求上也更明确。
直到进入工业革命之前，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发起的暴力革命都是以消除贫富差距，宗教信仰、废除不合理的税收为诉求的，鲜有民众提出要求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也很少有政治层面的诉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是一切，只有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起来反抗。至于造反之后该干什么，要怎么管理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问题是当时的底层民众无暇去思 考，也无法理解的问题。
在查理曼，随着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需要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工人，而不是目不识丁的苦力。于是教育开始普及，越来越多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开始对自身和国家展开思 考。在这股左翼思 潮中，知识份子再一次走在了最前面。
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人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损害他们的健康、疾病和事故也伴随而来，为了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本应诞生出现代意义上被称为“工会”的团体与资方进行抗争。然而，查理曼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团体。其中原因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