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们最初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和教条，也鲜有对战争进行美化。他们主要是对个人在战争年代的经历进行主观的、个人的美化——比如战争年代的峥嵘记忆和牢不可破的战友情结。
这其实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随着经济逐渐稳定，战争经历和战争责任问题性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前线作家们也随之开始被遗忘，加上战后军人地位与战时的落差，退伍军人们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最终不满结合保守派理论家的发明演变成明确的“使命感”——用笔杆子来启动“国家改造”，将共和国改造成一个赞美战争和好战精神 ，拥有帝国主义和征服使命的退伍士兵国家。
这种刻意忽略，甚至是促使人们忽略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毁灭的声音并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更不要说老丘八们还不遗余力的攻击共和国——共和国是不英勇的、不好战的、不士兵的、和平主义的、失败主义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不招人待见和被打压的命运。
然而在一片人人喊打之声中，学生们却和老丘八们产生了共鸣。
发生这种现象的表面原因是年轻学子长期沐浴在军国教化之下，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深层原因则是大学学生们主要来自中产或中低产家庭（95%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