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这岂不是我之珠玉，却弃如敝屣，反而让奥斯曼人视为珍宝？
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健觉得事态严重，倘若只是三三两两的读书人西行倒也罢了，可人一多，其影响就极大了，他在奏疏中的票拟中的建言是希望朝廷阻止，另做打算。
弘治皇帝对此，也权衡不下。
方继藩那儿，对此事倒是乐见其成的，用他的话来说，儒家的责任，就在于传播圣学，奥斯曼国人口诸多，乃天下中心之地，倘若也能知礼乐，这是旷古未有，居功至伟之事。
将四书五经交给奥斯曼人，借此机会扩大与他们的贸易，这有何不可呢？
甚至方继藩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事。
面对下头的大臣们，弘治皇帝道：“方卿家有一句话，颇对朕的胃口。我大明人口本就诸多，再者，自从粮食增产以来，医疗条件改善，许多人家，一户竟有孩童四五个之多，只需数十年不到，这人口便又要至极限，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因而，若有百姓出海，亦或是西行，既可使这天下尽有汉民，又可传播圣学，这有何不可？这正是圣人的希望啊，圣人在时，为传播圣学，不惜周游列国，四处传授圣学，如此，才有今日，可到了如今，这堂堂名教，为何却都只躲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