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潜流。
但是，随着菊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野心，公开叫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靖大屠杀，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菊国民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著名历史学者井上清等人愤怒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著名作者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宗教界也纷纷发表战争责任告白，对菊国人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
激进的菊国青年成立了“东亚反菊武装阵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菊国人对虾夷爱努朝鲜的战争责任，近代菊国人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当代菊国人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发动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这些在菊国人看来十分激进的言论和行动表达了对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战后菊国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战争责任意识潜流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