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 维，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观念，来管理比它更先进的地区，只能让这些地区受到腐蚀，生产力下降，民众不满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坏，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
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这九品又算什么啊？
赵昺知道跨海而来的士子们并非都是走投无路之下前来琼州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