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战，军纪之良好，据史书记载是与李长祥、张煌言的义军并称的，而这二者麾下不过数百人而已，完全无法与大兰山明军全盛期时的万人规模相比。
他们在宁绍地区的存在，一度使清廷小吏不敢下乡催科，清廷的统治仅仅是维持在府县城池而已，已是极其难得的了。这大兰山二王，王翊处事公道、厉行军法，王江长于财计、庶务，一人布勒将校，领兵征战，一人在后方凭着少量的土地供养大军所需，配合无间，方有大兰山明军之兴盛。
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在南明时期各路抗清武装中绝少见的。王江的理财能力很强，他需要的是一个懂得严肃军法的重要性的主帅，便可以发挥莫大的作用。
就像是历史上清军二度围剿舟山前，王江设局逃出了杭州城，重回大兰山抗清。当时与他搭伙的沈调伦是绍兴大族沈家的子弟，王翊的旧部，但却没有王翊对军法的坚持，使得军纪败坏，不复为士绅、百姓所支持，就连黄宗羲也讥讽这支复起的大兰山明军是“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尽失其传矣”。
结果，这支尽失其传的大兰山明军不光是没有发展起来，更是被清军轻而易举的消灭，王江、沈调伦尽死于此役，自此四明山地区数十年内更是再无大规模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