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里面就他俩了，这才松了口气，压低声道：“这话可不能乱说”。
林维桢拿起杯子道：“李老师，走一个”，咽下酒后，吃了一口菜，道：“我刚才说的话糙理不糙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假装不知道？”
李同河苦笑一声，道：“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放到以前，那叫揣摩圣意，是要杀头的！”
林维桢噗嗤一声笑道：“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是什么年代，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新时代，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李同河摆摆手道：“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你刚才那话是……”。
“这么说吧，咱们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突然听说要改革了，您觉得大家能一下子转过弯？我想估计够呛，恐怕连你这样搞经济的人都不可能立马调头”。
李同河坦然道：“还真被你说对了，现在我一看西方经济学的书，就头大，总拿着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给它挑毛病”。
李同河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这门课，也就是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按照学校要求，他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对其进行一番批判，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
这种教学方法极为死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