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志坦率说道，“所以为了将诺夫戈梅利变得繁荣，我们需要恢复货币。我们许诺任何时间，人们手里拿着的由我们印刷的兑换券，都能兑换五百克马铃薯，当然，为了稳定我们也设立粮食兑换上限。为了更多的食物，为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会更努力的工作。”
杨明志看得出，其实柳得巴廖夫并不是全盘反对看起来很新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集体农庄内的懒虫规模多了，将土地分成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区，不劳动等于没有粮食，没有人会偷懒。
再者把这个制度当做解决一切大锅饭问题的不二法门，也并不是明智。
那个位面的新中国能这么搞而农业大展，并不是把土地一分，亩产就随着农民的耕种热情而暴涨。那个位面的苏联在战后大搞机械化农业，依托集体农庄这种模式，能对大片土地统一管理。
至于为何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爆，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化肥。
八十年代的中国，二十七个国营化肥厂建成，每一个的年产都是五十万吨尿素，三十万吨氨水级别的。在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里，其中就有化肥厂。技术层面新中国已经学会了，大规模建厂的计划也定下，直到改开有了钱，工厂纷纷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