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又接触不到院长，就算接触的院长，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去收买院长了，当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极端手段逼迫院长出当年的真相。就在我和宗玉一筹莫展的时候，老突然开眼了，我们在精神病院附近的餐馆里面吃饭，当时坐在我们邻桌的一群人正在议论精神病院的院长，他们好像是想找院长给犯罪的亲属开具精神疾病的证明。这是大的良机，我和宗玉匆忙吃完饭走出餐馆，我们在外面埋伏着，等待那一群人出来。”康玉良道。
“你们还真是好运，那后来你们找到院长了吗？”徐问道。
“我和宗玉跟着那群人来到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区，那群人打听到了院长的住址，我和宗玉也成功跟着那群人找到了院长的家。当晚上我和宗玉在确认院长家以后就离开了，我们本来想着晚一点等那群人离开之后就去找院长，可是当外面警车非常多，我和宗玉就没有动手。”康玉良道。
“那是一年前的时候吧？你和宗玉找院长的那是不是保释犯自杀事件发生的当？”徐问道。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去年那起保释犯自杀案非常轰动，那巡逻的警车非常多，我和宗玉没敢动手。”康玉良道。
“那你们什么时候去找院长的？”徐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