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万贯，送给京师的有九百五十万贯，如加上另外所征来的青苗钱，中央国库所得为一千零八十九万贯；而该年所得的斛斗米，总数为一千六百余万石，其中二百万石送到京师，一千四百万石留存各地。
为什么在钱财方面，中央所得和地方所得比例为1比2，而斛斗米方面却有1比7呢？
除去各地方镇对上缴斛斗米态度不积极外（钱财是身外之物，米粮才是性命根本），更多还是中央考虑到各地随时会出现的水旱灾害，和转运的高额耗费，便把大部分斛斗米留在地方仓库以备赈济救灾所需了。
当然这一千零八十九万贯钱（布帛也折算进去了），还不包括盐利，而是单单的两税钱而已。大历末年，全天下的总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万贯，其中盐利占据一半，那么朝廷在赋税上的所得也就是六百万贯，故而这两税法一实施，赋税这项急速增长了八成多。
另外，大历年间的赋税所得，是通过残酷的赋敛实现的，现在两税法下民众的负担相对减轻不少，中央所得却增加很大（其实是中央将原本地方的利益给夺来），两税户平均一户承担的税钱也就十贯多一点儿，而之前按照独孤及的统计，他在舒州为刺史时，课税户里哪怕是最低等的，一年也要负担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