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凋敝，我也深有感触，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主政兴元府这两年，是要振兴州县一级的公私两学了。”
其实原本到了盛唐时期，州县学和国子学就陷于了大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恰恰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科举制度的兴起。
唐朝初年，太宗皇帝不但增设各级学舍，还多次下诏，给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各自不同的就学入仕途径，那时中央和地方的教学还是以“经学”为准，故而学校主要职责便是让学生“明经”。
可到了武后时代，因她偏好文学取士，故而科举的评判标准，由原本的“经学”转为了“文学”，即偏重于诗词歌赋，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中晚唐时代，高岳当初在礼部南院考试时，所写的策问还狠狠抨击了武后的政策。而明经科呢，考试标准也转向单纯的贴诵，并不需要应试者真的明白经学要义，这样以经学为主的“公学”，因为教学内容和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迅速衰落，专注于诗词歌赋的“私学”盛起，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玄宗时代不得不强行规定，身为举子，必须有当地州县学校的“毕业证”，随后进中央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进行适当的进修（入广文馆），而后才能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以此来保障学校的入学率。将来高竟按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