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和两税法的推行有很大的关系。
两税法规定了各道和各州的税额，但比较简单粗暴，就是取大历年间税额最高的那年为基准。盐利也一样，既然刘晏辉煌巅峰是整个东南一年六百万贯，那以后就是这个标准，唐政府是把六百万贯配额给各个盐铁领域的场、院官吏，如杭州盐场每年为三十六万贯，苏州盐场则是每年一百零五万贯，这便是场院官吏们的“盐课”，是否能达成或超越这个定额，成为考课场院官吏的唯一标准。
既然如此，各场院为完成配给来的盐利定额，当然要各显神通了，这便是所谓的“争课”。
但刘晏后，盐课实则很难再达到六百万贯。
为什么很简单，钱荒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布帛的降价是另外个重要因素。
如今的皇帝即位后，唐帝国大部分地方都从战争创伤里纷纷恢复，米粮连年丰稔，布帛织造也稳步回升，人户数量同样不断孳生米价越来越便宜，布帛也是一样的。
这一两年，江淮东南的布帛，一匹中等质量的，实际只需一贯钱了。
可盐商依旧按照昔日的“一匹布帛四贯钱”的价格从官府手中榷盐，再加上虚估法的优惠，利用差价大肆获利。
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