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旨草诏才是本分，如果对军政大事指手画脚，传了出去，朝野舆论必定哗然。
精明的李吉甫知道，以前他可以说，但现在院中韦执谊和卫次公都是高岳的亲党，自己要傻乎乎地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被高岳拿住把柄，得罪了中书侍郎同样会很难受的。
没辙，皇帝便又想找中官谈，可大部分中官你让他们做做具体的事务是可以的，真要涉及到战略规划方面，简直应者寥寥。
最终皇帝只能先出制文给岭南，就按照宰相们所说的，杜佑官居原职，且两年内不用再进奉，且领经略、清海、平波三军，专力平叛。
一个月后，坐镇广州番禺清海楼的杜佑，头戴筒帽，着白衫便装，端坐在案牍之前，妻妾焚香环侍四面，正在给《管子》作注呢，至于在其身后的书架上，则列着堆积如山的文稿，这是杜佑同时在撰写的《通典》。
其中一名叫琼枝的侍妾开玩笑，询问杜佑说：“相公，这管子一书是否为管仲所撰？”
杜佑也笑着回答说，非也，不过是汉人假托管夷吾之名所作。
“如何知晓？”
“哈哈，此书内处处称桓公，然管夷吾卒于桓公之前，如何以桓公之名称之，必是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