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谋福祉的思 想，再加上朱厚照本身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影响，使得这些官员很推崇这种靠律法治理国家的思 想。
但也有许多官员因为受儒家仁德思 想的影响，再加上对同阶层的人抱有本能的同情心，且为大明社稷江山之安稳考虑，而不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
“律法可以更改，但唐某认为律法当应从严，即改的更严，方能杜绝贪污腐败，方能引人以善，至少在民智未开之前，大明还不能减轻律法的治罪力度”，朱厚照的喉舌唐伯虎在京师大学关于律法如何更改的演讲上如此说道。
而立即便有儒士谢榛反问道：“敢问民智如何才算已开，且先生可知秦二世而亡盖因律法太严所致？”
“当百姓们不再跪在衙门前喊冤，当百姓们能自发反抗某位官员的暴政，当百姓们能知道组织起来和官府协商沟通而不是隐忍到无法隐忍时揭竿而起才告诉官府做得太过的时候”，唐伯虎说后又道：“至于秦二世而亡，虽因律法太严，可我大明律法本就不严，尔等可去比较之，大明律法不会因误工而治罪，何况，唐某认为秦非因律法严苛而亡，而是暴政所致，秦国之律法已实行百年，非只行了二世！”
儒士谢榛听后只是一笑，旋即继续与唐伯虎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