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
应该说，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在又有太祖谕令的情况下，蠲减凤阳的赋税，应该是最正常不过，也相当合理的事情。可是，崇祯皇帝却并不同意，反而严词训责钱士升危言耸听，并说自已“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这类空话。
其实皇帝的真实心思 是，他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减免钱粮的话，各地起而效尤，那现在正在拼力搜刮的三饷，可就成了大问题了。
朝廷既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