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如果不是东林的各种小动作和阴谋诡计，李守汉、马士英两个人也不会下此狠手。
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能力水平和道德水平之低下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
你们既然先挑事，就不要怪我掀翻了桌子了！
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黄宗羲作为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 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徒子徒孙众多，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