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在上一段的基础上，更加明确指出了《诛贼臣疏》指明的对象：”臣观大学士严嵩，盗权窃柄，误国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贼乎！方今在外之贼惟边境为急，在内之贼惟严嵩为最。贼寇者，边境之盗，疮疥之疾也；贼嵩者，门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可以除外贼者，故臣请诛贼嵩，当在剿绝贼寇之先。
且嵩之罪恶贯盈，神 人共愤，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贪污之小而未尝发嵩僭窃之罪。嵩之奸佞，又善为抚饰之巧，而足以反诬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图为‘改邪归正’之道。故嵩犹得窃位至今。嵩于此时，日夜感恩，改过可也。岂意惧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弥缝之计；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无忌惮之为。众恶俱备，四端已绝，虽离经畔道，取天下后世之唾骂，亦有所不顾矣。“
杨继盛又进一步指出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人对严嵩的弹劾，皆立足于严嵩贪污之小事，而没有从严嵩僭窃之罪这些大的方面着手，更指出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严嵩的贪污，只是给严嵩“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严嵩没有体会到嘉靖皇帝的善意，不但不痛加悔改，反而更加“肆意妄为”。
杨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