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讲和时他们提出我们无法满足的要求，答应他们则无异‘坐以待毙’，不从则生变，形势所迫亦不得和。许贵为朝庭重臣，何以如此怯懦，按法当诛。“于是于谦下檄文痛责许贵。自此镇守边关的将领们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
北虏犯京之时，军旅方兴，中外交章论事，纷纷不一，议下兵部，于谦皆一一裁之以理，可者奏而行之，否者止之。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卒能坐困也先，匡济王室；若昔江统给晋惠帝上《徙戎论》而卒不见听，宋钦宗时李纲沮和议之非而为群小所谮，遂使刘渊窃号中土，金人入据汴京，臣主俱辱，贻天下后世笑。
也先以喜宁为谋主，利用英宗皇帝多次要挟朝廷；于谦密令大同镇将设计擒住喜宁，朝廷犹豫未决，于谦上章廷劾其罪曰：“喜宁以打话为由，引领强虏入寇，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景泰帝从其言，杀了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
天寿山本是祖宗陵寝所在，有卫无城，军民散处，于谦奏请成山伯王通筑城昌平县，军民迁至城中，保护陵寝，居庸关亦相倚为势；临清县漕船往来，商贾辐辏，实乃咽喉之地，有消息称也先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