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们想的正好相反，不觉得留在长安是怯懦畏避，反倒觉得回洛阳去，才是纯取守势，对国家不利呢。
李矩反驳道：“王公误矣。昔汉光武定都于洛，居天下之中，遂能扫平割据，重光汉室——孰云后汉为弱啊？后董卓弃洛阳而迁长安，身死族灭，可见长安不可久居。自后汉以来，至曹魏，及我晋，皆都洛阳，难道河南就只成坐守之势么？”
王卓与之辩驳，引经据典，但他的话却往往落不到重点上——也不知道是学识不足，还是不敢表述得太直白——让裴该听得很郁闷。一直要到裴该征询本族诸裴的意见，裴轸所言，才貌似可以彻底驳倒李矩李茂约。
裴轸道：“光武定都洛阳，而不住长安，缘由有二：其一，经赤眉之乱，长安残破，关西亦多割据，则其形势不若洛阳为佳；其二，光武起自南***据是在关东，岂可遽住关西？卿等不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之语乎？”
这个典故，是说刘秀想要整顿田亩，但是偶尔在陈留官吏上奏的简牍上见到一行小字，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东海公刘阳（即后来的明帝刘庄）当时年纪还小，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说度田问题——“河南帝城，多近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