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之初，太学生不过五十人而已，但至东汉后期，人数则激增到三万，竟在洛阳城内形成了专门的太学区，但即便如此，总体而言，官学的招生面还是很狭窄的。
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多为贵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虽然财产不丰，但考其家世，其实也未必低了；至于四姓小侯学，那更不用说了，向来只招收樊、郭、阴、马四家子弟——没办法，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
说白了，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学，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因此逮至汉末，私学乃再度大兴，招生面广，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卢植在涿县，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由此即可得见一斑。
然而汉末乱世，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西晋初期的太学，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至于地方官学，寥寥无几，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
原因很简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