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轻处，定行枭首。”借鉴明朝的教训，为了打击太监势力。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而在《剃发令》问题上多尔衮终于也做出了让步。北方各地的反清起义让他意识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多尔衮改变了先前的命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极大的缓解了北方汉族的仇恨情绪。在历法方面，多尔衮根据法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不用中原当时流行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而是改用欧洲的《时宪历》。使西历顺利进入了清庭。当时的不少汉官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多尔衮的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包括两黄旗的索尼、鳌拜以及正白旗苏克萨哈在内的满州贵族的不满。这些人虽是敢怒不敢言却也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务实的。后世的史学家对多尔衮的这些举措十分感兴趣。经常将其同孙露在1645的一系列政策做比较。双方在对待腐败、税收、科举方面的政策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就连历法双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西历。但其本质目的又是如此的大乡径庭。如果说多尔衮是致力于“集权”的话，那么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