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哲人身上。但要证明这点，先要证实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实存在的。而利玛窦的记述恰恰在这个时候给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指出了一个现实的“理想国”——中国。因此这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敬慕与其说是热衷于华夏文明，不如说是出于欧洲人自身的实用主义。他们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做动力罢了。在他们眼中这同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火枪、用中国发明的罗盘探索世界并无本质的区别。
果然，杨绍清也很快就提到了欧洲人的这种实用主义。却听他紧跟着说道：“在欧洲的多数国家官职都是世袭的，且往往只有贵族才能做大臣。因此许多欧洲学者对我中原的科举制度都充满着向往。希望他们的国王也能给予他们这种公平的机会为国家出力。此外不少来过中华的欧洲商人对我天朝高效的行政效率也是赞叹不已。说实话，欧洲的不少君王都是穷兵默武之辈。他们对外好战，对内却毫无政绩可言。相比较而言，荷兰等共和制的欧洲国家在内政上远胜于那些君主制的欧洲国家。当然，就我们当时的亲身体验而言，荷兰等国的行政效率与我中华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就连不少欧洲人都承认他们那里的议会有时太过碍事了。”
虽然听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