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国会在抽丝剥茧地相继通过了有关教育、水利、农业、海关关税等等诸多分歧并不大的议案之后。最终将焦点聚集在了各省赋税上供份额、专款配置、《地方条律法》、《帝国殖民法》、《枪支管理条例》等几项分歧较为严重的议案之上。
显然这几项议案都与各地省的民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其中赋税的上供份额和专款配置，直接关系到地方上的财政状况。如若地方向朝廷缴纳的“上供”税款过多或是朝廷下发的“专款”不够，都会影响到地方官府的政务。而地方官府为了维持自己的行政活动，势必会想方设法的从百姓身上谋取钱款。为此当然也少不了会与地方议会产生矛盾。因此从一开始就从国会上争取到足够的税款，便成了不少省份地方官府与议会的一项共识。
而《地方条律法》则更多的是省份与省份之见的分歧。由于中华帝国的疆域辽阔，各地又贫富不均。因此几乎每一个省份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颁布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条例对各自的经济进行保护。这些条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部分贫困省份百姓的生计，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在阻碍地方乃至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一些富裕省份所颁布的地方保护性法规不少都带着明显的歧视和报复色彩。为了改变这一现状